1、面前这份沉甸甸的第18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获奖名单，真实地展示出该年度（1997．4．16——1998．4．15）我国电视剧创作达到的较高思想、艺术水平，忠实地记录了该年度我国电视剧艺术工作者的劳作和实绩。从166部1070集参评作品中，经初评、终评的严格筛选，最后有15部296集长篇、15部102集中篇、14部27集短篇电视剧、12部48集少年儿童题材电视剧、9部31集戏曲电视剧榜上有名，分获特别奖和一、二、三等奖。此外，还有《香港的故事》获合拍片奖，《一曲难忘》等6部12集作品获译制片奖，11部作品的创作人员分获9个单项奖。
以上获奖作品总计72部545集。没有数量便无所谓质量，而没有质量的数量却是没有意义的。公允地说，这批获奖作品在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上所达到的程度虽然还有差异，但质量均属好的和比较好的。按每年度共52周计，中央电视台的荧屏已完全能保证每周播放10集以上的好的和比较好的电视剧新作了。
这一成绩，确实喜人。
2、反映时代精神、唱响主旋律的电视剧更加注重增强艺术魅力，追求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和谐统一，是本届不少获奖作品的一个突出特色。
双双荣获本届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的《人间正道》和《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并驾齐驱，相映成辉。前者如黄钟大吕，气势磅礴地对一个经济尚不发达的中等城市的改革开放生活进行宏观描绘。唯其如此，前几集意欲铺陈这个城市改革开放面临着水、路、电诸方面尖锐复杂的矛盾，因而显得头绪纷繁，进“戏”不快，甚至令某些观众稍有厌烦。但我曾在南京参加过一次关于该剧的座谈会，几位任过市委书记的与会者却认为这前几集很有必要。他们说：在当今中国，倘要艺术地再现一个落后城市的全面改革，不正面揭示水、路、电诸方面尖锐复杂的矛盾，是既不真实、也不过瘾的。而《人间正道》的艺术魅力，正在于将人物置身于这诸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把镜头的焦距对准了以吴明雄、陈忠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伟大人格同以肖道清为代表的以权谋私的卑微人格在社会转型期的激烈较量，并形象地揭示出前者必然战胜后者的历史发展趋势，从而启示人们警惕后者对改革开放事业的破坏性，自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为什么吴明雄、肖道清的大段台词并无说教之嫌，反而具有撼人心灵的艺术穿透力？那就是因为这是一种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结合。《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则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拨开六、七十年代极左思潮散布的迷雾，满腔热忱地讴歌中国农民在改造自然、建造红旗渠的奇迹中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的民族精神，从而将历史真实性与时代主旋律熔于一炉。荧屏上艺术再现的是历史上的红旗渠精神，震撼观众心灵的正是当代伟大的抗洪精神。该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适逢其时，伟大的抗洪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又一次得到了生动体现。
3、43集力作《水浒传》，以其投入高、规模大、拍摄周期长、播出后社会反响强烈，难与其他参评作品作同层次比较，故理所当然地被本届授予特别奖。
有一位学者提出要“封杀”这部重要作品，理由是改编者采用了多于70回本而将“英雄主义”主题变成“反投降主义”主题。窃以为不然。是的，大家都在讲“改编名著一定要忠实原著”。但真正意义上的“忠实于原著”文本自身，恐怕谁也难以做到。因为作为当代人的改编者，谁也无法令自己的思维与400多年前的施耐庵、罗贯中完全重合在一起。都言“忠实于原著”，其实忠实的都不是原著文本自身，而是改编者对原著的“理解”。（随便说一句，我曾在中国电影资料馆查阅过好几种不同版本的根据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的电影故事片，改编者均称自己“忠实于原著”，但“忠实”的结果是各种版本大相径庭，究其缘由，恐怕只能解释为各位改编者所能忠实的，都不过是自己在所处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下，从各自的视角切入后对原著的不同“理解”罢了。）在创作上，我主张相互宽容。现在的问题是：应当循着改编者的“理解”思路去分析43集《水浒传》的创作得失。既然决定了要揭示“反投降主义”的主题，当然这主题就主要要通过塑造好宋江形象来体现。但遗憾的正是改编者对原著中宋江形象的精神、性格的演变发展轨迹表现得过于简单，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把这个重要人物当成了一种“投降主义”的意念——让他一上梁山便口口声声要“招安”。原著中宋江的“仗义疏财”少见了，“及时雨”少下了，“宋公明”也少“公”少“明”了。观众不禁要问：这宋江究竟靠什么来凝聚梁山众兄弟们？须知，林冲、鲁智深、李逵、燕青、张顺……哪一个不是“官逼民反”、对朝廷有着深仇大恨的！他们能俯首贴耳地聚集在宋江一上山就鲜明亮出的“招安”旗帜之下吗？这就多少削弱了艺术的可信性。宋江形象塑造上的这一失着，直接影响了“反投降主义”主题的表现和开掘。此其一。其二，为潘金莲形象塑造铺陈的4集多戏，也冲淡、影响了“反投降主义”主题的深化。恕我直言，改编者像是受了时下那股“开掘人性深度”的时髦思潮的影响，先是尽力表现她的美丽、善良、勤劳，后是充分展示她与西门庆成奸的“无奈”与“性爱的需求”——这虽不及魏明伦笔下彻底翻了案的“潘金莲”，也离原著中成为艺术典型的“淫荡之妇”相去甚远。魏明伦是另起炉灶，写的是与原著《水浒》无关的川剧《潘金莲》，自可以注入当代意识另塑一位封建时代的“新女性”；而电视剧是改编名著《水浒》，就必须忠实于名著的人物形象体系的整体设计。名著之为名著，其人物形象体系是不可动摇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现在这般“重塑”，潘金莲自然令人同情，她与武大郎的婚姻就成了“畸型”，不应维系，西门庆的介入也就有了几分理由，而武松的复仇岂不成了英雄气“短”？这一切，恐怕是改编者始料不及的吧？
4、《昆曲·司马相如》博得评委们一致的高度评价，以全票当选戏曲电视连续剧一等奖。一是剧作好，二是导演好，三是表演好。该剧以成功的艺术实践较圆满地回答了较长时期以来困扰着戏曲电视剧创作的一个课题：当现代化的电视传媒手段与古老的戏曲艺术结缘产生新型的戏曲电视剧时，应当如何尊重和发挥戏曲艺术在源远流长的实践演进中日渐形成的独特的审美优势？比如，以虚代实，追求意象，以及独具东方审美意味的各种身段、水袖等等。我们当然不赞成完全拘泥于戏曲艺术舞台表演那一整套程式化的东西，而仅仅把电视摄像机当成被动纪录的工具。（那样做，岂不成了戏曲舞台演出的现场直播或录播！）但毋庸讳言的是，时下相当数量的戏曲电视剧，都忽视尊重和发挥原戏曲剧种独特的审美优势，而几乎一律搞成了“话剧＋唱”。这是很不利于弘扬优秀的戏曲艺术的。《昆曲·司马相如》不是如此，它恰到好处地运用电视手段凸现了昆曲艺术独特的审美优势，让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演员在荧屏上将原本在舞台上的唱腔、身段、台步、水袖都挥洒自如地表演到极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昆曲电视剧”，而非那种“昆曲唱腔＋话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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